富豪的天使翅膀

文∕吳挺鋒

六月是西方富豪爭相行善的光輝月份。在中旬，全球首富比爾蓋茲已言明在二○○八年交棒，並致力於公益慈善活動。不日，財富居次的蓋茲摯友，也是投資大師的華倫巴菲特隨後跟進，宣佈把身家財產的百分之八十五捐贈出來，而蓋茲的慈善基金會則是主要受贈對象。至於身價居第三的墨西哥富豪卡洛斯赫魯，更早在月初捐贈了四十億美元濟貧。

富豪遠銅臭而親民似乎讓貧富加劇的全球化景象變得更加曖昧朦朧。既得利益者下凡佈施，亦正亦邪，頓時教人不知如何擺表情。有人言謂，相較於政府體系的癱瘓、無能，甚至貪腐，善於運用每一分錢的幹練企業家若能奔赴公益，無疑是更值得期待的甘霖。不過，這種企業善行或旁人善願並不實際，其情形就像西方封建時期，目睹國王腐敗便寄望教會濟貧，卻渾然不察國王與教會可能存在著體制性的共謀關係。

富豪佈施的物質前提便是財富的持續累積，而這唯有國家使力助拳方能如願。也因此，微軟的壟斷利潤始終與美國對外打擊盜版的貿易報復措施互為表裡，甚至是因國家刻意對再分配政策撒手罔聞，才讓私人善款有處可去。

但看台灣或許更為了然。日前新聞有載，受惠於二次金改實力大增的富邦集團，當旗下慈善基金會投入南部五縣市認養清寒學生活動後，原先教育部清寒補助不也順理成章撤離？

問題是，那些意欲申請的清寒學生卻還得填寫該基金會規定的感謝函，才能跨越「每月六百元，為期一年」的認養門檻。這就是私人善款的特殊性。一樣是錢，領取公部門補助的學童無須對教育部長感恩戴德，但私人善款卻能要你掏心掏肺。

為善不欲人知的時代早就一去不復返，愈是組織性的私人行善，便愈像是一場縝密的行銷佈局，從新聞稿發佈、典禮儀式舉行，再到年度成果展邀請，純慈善就像純按摩，總有惹人聯想之處。

企業富豪是否那麼心懸社會公平其實大有疑問。因為相較於公益支出，富豪對於財產權的捍衛恐怕更為熱衷。例如赫魯所捐贈的四十億善款，便被視為是預防墨國在七月二日總統大選後左傾變天的防火牆。

至於台灣，富比士雜誌曾估算首富蔡萬霖生前財產超過一千五百億元，但財政部實徵遺產稅額卻僅有五億，儘管蔡萬霖適用遺產稅率為百分之五十！同樣地，台塑集團的王氏昆仲將名下股票交付公益信託，亦約有四百六十億的節稅金額，搏名獲利一箭雙鵰。

新自由主義的「向下滲漏（trickle-down）」承諾，在經濟領域是失敗了，因為少部份人富起來後，卻是愈多人向下沈淪。但諷刺的是，這套意識形態在轉口社會慈善領域後卻獲得極大肯定，而這毋寧是當代政治智能退化與保守化的寫照。

【轉自 中國時報2006/06/28】

一個給社會主義者觀看世足賽的導覽

By Simon Black (From ZNet 2006/06/14)
編譯∕黃孫權

世足賽狂熱席捲全球，基進者莫不望此興嘆。北美的左翼圈，明顯地表達對此運動的不滿：它的競爭本質，競賽的資本化，男性特質和排除性的文化。

有些批評有很好的社會學分析，有些則因未能參與而有非理性的鄙視。許多運動，特別是足球此種「美麗的遊戲」，政治和比賽都有共生關係。在遊戲的場域裡，政治可影響遊戲，也被遊戲所影響，世足賽自然不例外。

我的父母在60年代從利物浦移民到加拿大，在我長大的過程中，足球和社會主義總是我們布萊克家族（Black）討論的重點。餐桌上的討論自然地轉移到足球和政治、英格蘭在世足賽出線機會、以及加拿大新民主黨（NDP）在未來選舉的勝算，毫無突兀。

我在拒絕成為一名英超職業足球員之後，才將終生志業轉向社會主義。在許多國家，足球是政治和意識型態的鬥爭，就好像媒體與教育一般。歐洲足球隊通常有著強烈的政黨傾向，羅馬的拉素（Lazio）足球就是墨索里尼的俱樂部，至今仍有許多法西斯追隨者，義大利利佛諾足球俱樂部（A.S. Livorno）長期以來與社會主義有所聯繫，切‧格瓦拉的旗幟在球員家中飄揚，支持利佛諾的球迷和右翼的反對者之衝突常常能夠決定美麗的托斯尼卡城鎮之賽事。

當國際米蘭隊（Inter Milan）被詢問能否查巴達（Zapatistas）進行一場友誼賽時，受其波西米亞的支持者的鼓勵而欣然接受，且視為這是對AC 米蘭最好的抗衡，因為AC米蘭隊是前右翼義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所有。

在大英國協，格拉斯哥賽爾特隊（Glasgow Celtic）則是愛爾蘭解放運動組織的基地以及身處新教徒和格拉斯哥工會主義敵意中的天主教團結天堂。

在西班牙，巴塞隆納隊（FC Barcelona）是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的家，在法西斯統治時期，此隊對佛朗哥極權統治政權有強大的破壞力。

對左翼人士而言，忽略了這些足球饒富意涵的政治歷史，常常大打哈欠地面對世足賽是極為可惜的。以下提供了社會主義者對於世足賽的快速入門，我希望可以利用你們的怒氣撐過看完一或兩場比賽。

殖民傳奇

偉大的千里達的知識份子C.L.R. Jame深信說英文的加勒比海人能夠真正的從殖民狀態獨立，就是當西印度能夠打敗英格蘭。曾為殖民地國家的勝利宣示了一個國家從次等和劣質靈魂成為自信和驕傲的主體，可孕育熱情的民族主義。因此，任何一個殖民地與前宗主國的對抗都不僅是一場遊戲而已。

獨立已久的多哥（Togo）,千里達和安哥拉在世足賽的第一輪就面對其前殖民者，足球的小勝利可讓多哥與千里達國內興起狂熱的慶祝。然而，安哥拉與葡萄牙的比賽更是值得討論，是第一輪賽事中最有政治意義的。安哥拉以激烈的抗爭才從葡萄牙手中脫離（隨後反抗美國和南非的影響），在1975年獲得獨立，安哥拉希望他們的隊伍可以戰勝被普遍看好的葡萄牙，這將挑戰帝國政治的象徵。

伊朗熱

在Franklin Foer精彩的《為何足球能夠解釋世界─ 一個（不太像的）全球化理論》書中，描述了一個若伊朗國家隊獲得勝利後的政治震撼：伊朗的勝利，將解放伊斯蘭神權統治的下被壓抑的情感，慶祝將會使得伊朗的統治者難為，人民吃喝慶祝，在街上跳舞，說他們平常不敢說之事。依賴於一個隊伍的勝利？Foer附帶寫著因為長期被限制在私領域的事情將會因勝利而變成能夠在公領域展示，人民敢上街慶祝，就有可能接受此種型態上的相似轉成對政府的示威行動。伊朗什葉派當然會想要夾持伊朗國家隊的勝利為其所用，但國家隊似乎與國家保持不錯的距離。伊朗的勝利或失敗在美國武力恫嚇伊朗的核武計畫下更是有趣。

社會運動

世界杯還有些故事與比賽沒有直接關係，但卻與政治有關。例如德國的性工業因為合法，生意好的不得了，然而婦女團體卻關心大量觀光客需求造成婦女的非法交易。許多NGO也批評FIFA沒有重視非法交易（毒品）和非自願性的性交易，直到最近FIFA和德國政府才開始正視，為數不少的NGO也準備在世足賽期間舉行活動抗議。

國際樂施會開始了一個反血汗工廠的民間聯盟（The Fair Play Alliance），抗議贊助球隊球衣和球鞋的製造商，牛津的一份報告，〈越位─亞洲的勞工權利和運動衣製造〉頭條標示許多跨國公司沒有負起他們的供應商剝削勞工的責任。反血汗工廠也會利用世足賽的舞台，抗議Nike 和 Adidas此類的跨國公司。

一如樂施會報告所指出的，當英格蘭的明星貝克漢每年從贊助商那兒拿到百萬的合約時，製造貝克漢球鞋的人卻只獲得幾便士。加諸壓力於這些明星球員當然是希望他們能夠說服他們的贊助商，擔起他們應付的責任，當然這些明星球員能否利用他們的影響力來阻止血汗工廠繼續剝削勞工值得進一步觀察。

所以，無論你在為巴西男孩歡呼，還是轉頭不看電視，都值得睜一隻眼注意今年世界杯的政治學。在你毀謗這些也許被過度渲染的球員之前，別忘記，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足球是他們社會流動的工具，是從聖保羅、德黑蘭與曼徹斯特的貧民窟成長，來到世界最大運動舞台之工具。

如果你還是不明瞭這有什麼好小題大作的，記住一位英格蘭名教練（他也夠左了）Bill Shankly的話：「足球不是生死大事，它比生死都重要的多。」
【轉自 破報復刊145期】

寶貝洞洞館不保 夏鑄九心焦

文∕丁榮生

台大羅斯福路正門處有名的三座「洞洞館」隨著新人文大樓也選址在此，未來可能被拆除，昨日已引起台大人討論。有人認為很好；也有人說，洞洞館看久了，滿有意思的，為什麼蓋新就要拆舊呢？

對洞洞館，有在止上課四年的畢業生反應，這裡「冬涼夏暖」，拆了吧！但台大城鄉所所長夏鑄九把當中的農業陳列館當寶。

農陳館一九六三年完成，被認為是台灣當代建築的一座經典，設計者張肇康也是與貝聿銘共同規劃設計東海大學的建築名家，結合傳統建築情境與現在仍當道的現代主義理念，值得保存。

對台灣建築史頗有研究的成大教授傅朝卿在《戰後台灣地域主義建築》裡指出，台灣有自決性意義來彰顯地域建築型式與美學，是台灣近現代建築發展過程特殊現象，張肇康是代表性三位人物之一。

傅朝卿認為，張主張以現代建築標準，成功整合中國傳統建築意象於現代建築準則中，對當時台灣建築界有很深的啟發作用，「使本地一般建築構造材由表面的洗石子或面磚解脫，而開始有表達材料本性的構造觀。」

台大農業陳列館被認為台灣光復後之現代建築發展上，佔有一席重要地位。夏鑄九指出，現有三座洞洞館都可不拆，仿造哈佛與普林斯頓大學校園，將其整合成四合院，也就是再蓋一座新大樓夾著三洞洞館，構成完整的學術方院，空間滿足文學院要的一千二百坪，並再開挖一座擴及四座建物的大地下樓，保留舊館也滿足文學院新用途。

但文學院教授認為蓋新大樓較好，歷史系教授吳密察認為，好容易有經費，就應多以文學院需求為主，拆不拆洞洞館，他無強烈意見。
【轉自 中時電子電 2006/06/20】

樂生阿嬤：你們是我的力量

文∕破報 郭安家

文建會門口七百多人像軍隊一樣開拔，人群清唱「勞動者戰歌」改編的「樂生戰歌」，但夾雜些不熟捻的歌聲；這些聲音有文史工作者、環保團體和第一次遊行的東海老師。一整排記者們則在現場謹守客觀教條，或不知怎麼找畫面於是擋在跪拜者前攝影；我拍著一有線電視攝影師的肩膀說：「請你到旁邊去拍，」他仍不理會守著記者天職捕捉畫面，一氣之下，對他罵一聲：「操！」苦行隊五十人，最老包括約莫五十歲的社運前輩殷必雄，朝著前國民黨黨部與總統府跪拜前進。

11號是樂生療養院第一次遊行，也是樂生院暫定古蹟的最後一天，激昂的三小時只見到文建會某中級官員出現。或許此時衛生署正竊喜，因為捷運新莊線賠錢的包袱已易手，漢生病患已變成台北縣文化局和行政院文建會之間的推拖；而蘇貞昌更是阻擾樂生院保留的黑手，縣長、院長任內阻撓古蹟保留通過。

這是兩個大黨與日本殖民政府製造的百年暴力，灌上地方發展帶動經濟的迷湯，服務地方地皮炒作，帶動虛假的國民生產毛額。而錢總是塘塞一切的方法，諸也以為給了錢，院民當得到安適；在現場，青年樂生聯盟發言人賴澤君說：「阿公、阿嬤他們不想要賠錢。」被剝奪50年生活的老人僅剩的只是居屋權罷已，換來是樂生老人為台灣做的無數醫學實驗貢獻，甚至有醫師保守估計尚有一萬多名痲瘋病患散居台灣各地。

約四點，遊行隊伍來到忙搬家的國民黨大樓，秘密的突擊行動展開，某位同學潛入大樓頂樓，大落落掛上「奪漢生人權毀樂生古蹟」的黃布條，並換上新鎖灌快乾，成功離開。苦行隊的朋友說：「真是羞辱國民黨，」對於弱勢者國民黨總是無視且反動，但僅花20分鐘拆鎖撕布條。

遊行尾聲，這群沒有跪拜經驗疲累的人在其餘遊行者的歡呼鼓掌聲中，抵達離總統府半公里的台北賓館外側。樂生院的周富子阿嬤說：你們是我的力量不輸我的親人，我看了很感動…眼淚一直流，我也希望你們平平安安，希望有那價值，不要只是看錢而已。拖板車上，黑手那卡西奏起日文歌《故鄉》，周富子阿嬤哽咽說：「千言萬語只有，謝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在那天，人道如此簡單而已。遊行僅指望官員是被動且無希望的，藍綠官員之外對抗的且是普遍人民皆有的發展至上迷思，樂生院下一步沒人知道，而長期樂生運動參與者張馨文說著：「兩年前只有二十人保護樂生，今天有六七百人參加遊行。」更積極的想法為參與者就是個樂生居民，不斷進駐樂生院與彼此串聯。請持續關心【快樂‧樂生--青年樂生聯盟行動】

【摘自 破報414期】

不爭氣的在野黨

中時小社論

現在的反對黨真好當，群眾抗爭一周一次、周休六日，時間到了自動解散；靜坐抗議不但按時下班、固定進食，還有電風扇可以吹。有這麼不爭氣、舒服享受的在野黨，難怪總統與執政黨做得再爛都可以高枕無憂。

想當年，民進黨為了爭取總統直選，群眾遊行走到台北車站前就不動了，施明德、黃信介、許信良、林義雄身先士卒，帶領群眾一坐下來就是四天三夜，任憑日曬雨淋，直到最後被警方噴水柱、驅離架走為止，這就是反對黨的氣魄，台灣民主化就是這樣前仆後繼走過來的。

沒想到多年之後，反對黨的抗爭方式變得如此懶散溫馴。面對第一家庭、第一親家種種貪瀆疑雲，親民黨發起、國民黨插花的府前抗爭，竟然只在周末假日進行，這種「周末革命家」的業餘表現，怎麼可能不被民進黨人士看破手腳？

現在戰場轉移至立法院，宋楚瑜帶頭在群賢樓前靜坐抗爭，乍看之下頗有在野黨領袖衝鋒陷陣的架式；但睜大眼睛一瞧，每天只靜坐六小時、時間到了自動下班，更神奇的是，背後鐵門下方還有電風扇可吹，這種靜坐未免也太舒服了吧？

在野黨口口聲聲說，制衡陳水扁要靠意志力與決心，但在野黨實際展現的薄弱意志與微小決心，卻只會讓執政黨更加老神在在與笑掉大牙。這樣的在野黨，不但表現不及格，更愧對民間憤怒的力量。

恐龍不可能跳芭蕾

文∕新新聞 游淑惠、韋君詩

發動罷免陳水扁總統後，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終於體會到：他的敵人從來就不是民進黨，馬英九的最大敵人，名字叫做國民黨。

拖著形同「植物人」的黨中央，就算有馬英九估算的「六成以上民眾不信任陳水扁、近半數要陳水扁下台」的民氣可用，馬英九卻發現，國民黨要是再如此遲緩無為下去，不但將不了陳水扁的軍，反而可能會讓馬英九淪為笑柄，受到重傷。危機罩頂下，六月十五日晚上，在台北市八德路的新國民黨中央會議室，一向溫和的馬英九動怒了、發飆了。

當天會場上，馬英九突然問在場黨官，從六月七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發動罷扁案，經過一星期，連署人數有多少？據在場國民黨立委轉述，馬英九的問題一拋出，「從詹春柏（國民黨秘書長）、廖風德（國民黨組發會主委）和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大家面面相覷，講不出一個數字來。場面僵了好一陣子，才有人小聲地說，應該有一、二十萬人了吧！」

聽到這種答案，馬英九怒氣勃發、疾言厲色，據在場立委轉述，馬英九氣到不行，將近十分鐘的時間裡，黨工們個個都低著頭挨飆，而馬英九說來說去，連珠砲地重複吼著幾句話，他痛斥國民黨諸黨工：「難道連署這種事情，也要我親自處理嗎？中常會通過後，秘書長和組發會就該動起來！」「不是號稱有一百○八萬黨員嗎？二十萬不到的人連署，這種數字，民進黨是不是可以說，連國民黨黨員都不贊同罷免陳水扁？」「把連署的桌子搬到大街上去，不要待在冷氣房裡！」

馬英九會如此震怒，是因為從六月三日他站到凱達格蘭大道起，經過密集的討論和探詢各方意見，他已對推動罷扁行動，有完整的布局和思考；再加上，他也已經獲得美國方面的情資，確知國民黨不論是發動罷免陳水扁，還是進行倒閣，或是持續發動「二次罷扁」、「三次罷扁」……等等動作，美國都不會反對和干預。

馬英九卻痛苦地發現，不論他有多少方略，面對著遲緩的國民黨機器，恐龍不可能跳芭蕾，更可能在緩慢等死，馬英九的所有布局可能都會成為鏡花水月，竟是一場空！還會因此被陳水扁和民進黨痛打到如落花流水。

展現人民意志，罷扁最高目標

據瞭解，馬英九的布局中，除呼應泛藍選民的呼聲外，贏得國際對台灣與對馬英九之民主素養的信任，也是馬英九特別在意的項目。

六月上旬一次和國民黨黨務幹部的會議上，馬英九就曾向眾黨官們說明，美國和國際媒體並不樂見台灣發生「人民的力量」的革命政潮和政變，他們希望看到台灣能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中，朝野政黨都能展現出「民主成熟」，透過制度的操作解決掉政治爭議，進而深化與鞏固民主。

一國民黨高層指出，馬英九明確告訴他們，罷扁行動的最高目標，是要透過憲法賦予人民的合法權利，不論是罷免，還是倒閣，都是以展現人民意志為手段，「讓陳水扁知所進退，自動下台」為第一優先目標，而罷免、倒閣和追弊必須持續推動，做為迫使陳水扁終於下台的政治壓力。

這位黨高層透露，馬英九表示，國際上普遍認為，以台灣民主化已有的成果，加上台灣的經濟發展程度，以及國民普遍較高的教育水準，「相信台灣人民能夠有成熟的民主素養，充分運用憲政手段」，國際上並不希望台灣走上菲律賓、印尼和泰國那種發動群眾「短線而動蕩式」的手段。該高層指出，「這些國家後來的動亂反而更多」，因此，國際上正密切關切台灣朝野雙方的一舉一動，也將會「對朝野雙方的民主成熟度進行評比。」

【新新聞全文】

後獨立時代的腐敗

文∕趙剛

執政黨今日之腐敗，根源不在一二人，歸根究底，是由於整個黨喪失了目標的追求。六年前，當「台灣獨立」還是一個沒有權力手段在手，從而還是一個因為遙遠所以安全的目標時，台獨的信念是一個有效的動員與凝聚的依據，以及一個道德上、情感上與信仰上的超越象徵；台獨之於民進黨，猶如上帝之於教會。那時的民進黨的自我意識是一個民族主義的革命政黨，接收幾十載黨外運動的歷史光環，順理成章地配戴著清廉與勇敢的勳章。

短短六年後，歷史無情地證明它曾有的清廉是由於沒有引誘，它曾有的勇敢是由於沒有危險。當上帝要求信徒以勇氣證明其信仰時，信徒以現實諸理由回絕了上帝。當台獨變成了葉公之龍時，執政黨不得不「發現」自身其實一直是沒有信仰的，這個信仰的淘空對比於手握權力的威武自覺，尤其是一個深刻的內在挫折矛盾經驗，於是，既然無法提昇，唯有就下。這有些像是已經不信了的神職人員，仍然以上帝之名行事，但內在荒蕪所導致的無可無不可，尤勝於一般紅塵男女。台獨仍然列於執政黨的黨綱，但由於這是一個沒有日程表的目標，也只能是一個麻痺的目標，而麻痺的目標倒過頭來腐敗一切；權力與能量無法朝宣說的目標匯聚，那只能往其他方向私密地流竄。今天，走進腐敗的執政黨扛著台獨與民粹要求秩序，一如歷史上腐敗的教會扛著基督受難的十字架進行勸募。這個深透骨髓的虛無以及無可無不可，由上而下浸泡整個社會。這個社會沒有禁忌、沒有道德底線、沒有團結的道德維度、沒有正義的常識標準，各個權力集團只在弄法，唯有圖存，人民只有在無力感之下作為情緒消費者。

但是，之所以有今日，也有更早的當初。貫穿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以救亡圖存為核心的現代化意識形態，或許是今日道德真空的歷史前因。在救亡圖存之下，人民被統治集團所定義的現實情境與道德教化所裹脅，犧牲現實，為了「未來」；以鞏固領導中心之名壓制人民對於現實的質疑；這裡頭當然也有胡蘿蔔（例如地方派系）和棒子（警總）的兩手策略。在這個大背景之下，人民被疏導到經濟的唯一路徑，成為沒有公共性的去政治化的主體。這種主體的特質，除了法，無所懼，除了錢，無所愛，沒有機會進行價值公共論述，沒有機會形成主體的啟蒙，對如何形成一個公共的、反省的、有價值承擔的社群自棄其責。

威權的國民黨會有一定程度的腐敗，但不至於完全放浪形骸，吃相不顧。這是因為「救亡圖存」的反民主與虛無的另一面是一股富國強兵的文化心理。兩蔣的國民黨在國共鬥爭之下、冷戰之下發展經濟、進行相對公正的分配，要使這個中國的路線勝過那個中國。這是政治的鬥爭，更是世界觀的鬥爭，是一個時代的真誠歷史信念激勵了很多廉潔的、勇敢的專業人才的獻身──這是無可爭議的。但可惜的是，這樣的一種「拼經濟」顯然已成明日黃花；在過去六年中，失去信念的政治教士，在內耗性的權錢競逐中，也一再證明無法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上，在區域與世界範圍內進行經濟競爭的規劃與努力──雖然這應是囂囂然「中華民國已經獨立」的宣稱下的首要之務。

因此，今日的道德真空來自於執政黨對台獨之死密不發喪，對人民持續進行「鞏固領導中心」的裹脅，耽溺於師爺格局的佈局與算計，與所有的世界觀脫鉤，以及「拼經濟」這最後一塊地基的下陷。這六年的毀滅性意義不僅是毀了執政黨，也毀了在野黨。泛藍將來就算執政，也需要奇蹟才能從類似的道德真空中自我拯救出來，免於成為報復民進黨的墮落敵人。但這一切似乎都沒有樂觀的端倪。這是一個律師的時代，是法之徒（上焉者），訟之棍（下焉者）的時代，是馬英九與陳水扁這種典型的時代，他們能夠成為典型其實又反映了這個社會早已缺乏了對於某些人文價值的深刻反省與真誠追求。人們有理由懷疑在野的清廉是由於沒有引誘沒有機會沒有手段，因為人們的內心深處也這樣地在懷疑自己的。

如果今天的腐敗根本上是由於強烈信念的一朝蕩然，那麼人們今天所應正視的或許就不只是誰下台而已，而更是要求執政黨的正常化，接受上帝已死，重新做一個世俗化的政黨，在社會與經濟的層面上，在正義、和平與多元的價值上，和其他黨進行競爭。廢除台獨黨綱，此其時矣。而人民拒絕被高蹈凌空的意識形態所裹脅，不救亡、不鞏固、不期待下一個必然會更好，以冷靜之眼察看權力集團的言與行，不放棄集體自衛（例如上街）的權力手段，並公共地論述集體的價值與方向，才是今日所有困局的最終克服之道。
2006/6/11 於台中

（本文將刊登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6年6月號的「台社評論」）

夏鑄九：保住洞洞館老房子 技術做得到

文∕記者李名揚

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表示，台大只要改善三棟洞洞館的使用機能，再加建新的人文大樓，就能同時保留特色建築，又擴充使用空間，技術上很容易做到。

台大土木所博士生蔡明達說，台大校園內，大都是日據時代蓋的歐式建築，而建造洞洞館時，因為帶進撤退來台大陸人的鄉愁，用很多象徵手法投現中國式建築的風味，讓這三棟建築物「不中國，又很中國」，非常特別；他並不強求一定要保留，但希望改建過程能讓學生參與。

台大城鄉所研究生楊松翰也說，這三棟樓裡面非常漂亮，光線從外面透過琉璃瓦照進來，內部尺度比例又剛好，完全沒壓迫感，可說是「曖曖內含光」。

楊松翰指出，洞洞館即使複製，也少了韻味，因為反映不出「過去那時代竟然有人可以想到這種設計」；此外，包括三合院設計、廊道、洩水口，都很有特色，他說應讓校園內維持一些不同型態的建築。

夏鑄九指出，三棟洞洞館實際使用機能確實不理想，包括逃生出口太少、窗戶視野不好、光線不夠、冷氣不易安裝等問題，但這些都可以改善；現在各國趨勢就是想法子把老房子改造成精彩作品。

夏鑄九說，洞洞館位於台大椰林大道開端，不適合蓋大樓，不如在靠近椰林大道那一端，新建一排較矮的建築物；另外可在洞洞館下方開挖，加深一、兩層地下室。

台大決定拆除農學院「洞洞館」，台大學生會會長黃兆年說，校方新建大樓應顧及整體發展，不應在很多人都還不知道的時候，倉促決定；校方應說明為何一定要拆洞洞館。

【摘自 聯合新聞網 2006/06/20】